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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故事 | 回忆渠县师范校(作者:郑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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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5 12:36:04  | 显示全部楼层 | 阅读模式 | 来自四川
回忆渠县师范校


—— 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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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六秋,渠县籍理论家、作家。多年笔耕不辍,已成书文字数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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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有许多难忘的记忆,而三年的渠县师范学校学习生活,在一生的记忆中尤为深刻。

年少时家里条件较差,上学读书很不容易,升学是更不敢奢望的事情。在我被渠县师范学校录取后,一度惊动了乡邻,都夸我跳出了“农门”,端“铁饭碗”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国家才恢复正规高中考不久,升学录取比例较小。考上一个大中专学生,不仅在当地较有影响,连学校也会觉得是很争光的。

我所上初中的渠北中心校其实是以办小学为主的,只有几个“戴帽”初中班,教师和教学质量都很平常。我考上中师那一年,学校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一个应届毕业生考上中师中专了。那个时代的初中毕业生,按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最好的是先取中师、再取中专,剩下好的按成绩再依次录渠中和其它学校,而绝大多数没考上的农村考生是回乡务农。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师范,将来做教师有一份正式工作,那是难得的。那时的渠县师范校似乎是本地最高学府了,培养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大多都做教师,整体不错。出生社会后的能力和水平各有差异,也有走向其它行业的,从中也走出了一些小有影响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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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农村老家离县城并不太远,但三面临河,交通很不方便。特别是在搞大集体生产的年月,当地人口多田地少,分的口粮总是不够吃。我家人口多、劳力少,父母和一群孩子的生活过得相当艰难。贫穷和半饥饿是伴随着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那时学校生活总是很枯燥,常常感到很无奈,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坐在教室的凳子上日子也很难熬,很想自己迅速长大,能自力更生,挣一口饭吃。

我读书时父母年纪都大了,没有什么依靠。家里经常缺粮断米,常带几块红苕到学校蒸熟当中午饭吃。我知道除了尽力读好书之外将来别无其它出路,只有拼命读书,在书本上学点知识。考上初中读初一时,学校组织入学考试。因做错了几道数学综合计算题,数学老师郑明伦把我留下来改题,严厉地对我说:“少年不想吃苦、将来就要吃更多的苦”。并指着我沾满泥土的光脚说:“你将来是想穿草鞋还是皮鞋,就看你自己现在怎么读书,怎么选择未来了!”这句话再次深深地触动了我,激发了我读书的动力。

读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读书一定能改变人生的轨迹。读书生涯中,多少个起早贪黑、蚊叮虫咬,多少个夜晚在如萤火虫光般的煤油灯下的苦读苦练苦背,几次面临辍学。因我身体差干不起农活,也因为成绩一直较好,老师舍不得放我,帮助做工作,家里才没让停学。否则,我依然会象几个哥姐一样,早早失学,大多成为了半文盲式的农民。

熬过小学初中,面临毕业了。新课结束、全面复习、一次又一次模拟考试、冲刺预考、预考上线再复习、再冲刺正考、正考上线了,又要体检、面试、政审,完善资料等等。每一关的竞争都是那么大,胜出的比例都是那样小,那么不容易。整个暑假都在焦虑的期盼、等待中度过。全乡两所中心校两百多名毕业生最终仅考上我一人。进校时,连师范教导主任钟主任都戏称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体检、面试后的政审,要到初中毕业班主任那里去补填毕业鉴定书。当时还是在暑假中,班主任邹丕烈老师还没来学校,我离他老家还有十多里的羊肠小路,以前也没去过。那时又没有电话,也不敢保证老师外没外出。但我无论如何都要按要求在一天之内到老师家里去找到他,办好手续及时交上去。

那是靠近处暑的季节,正午后天气正热。我急着往外走,母亲追出来塞给我了一顶旧草帽、一把蔑扇、一根打狗的棍子。我顶着中午的烈日,赤着脚往老师家里赶。火辣辣的地面,烫着我的光脚,很多时候感觉是踩在热锅边上,我走一段路后,就会到水沟里用冷水洗脚凉快一下。边走边问路,好不容易找到班主任邹老师家了,幸好他还在家,趁天还没黑,赶忙帮我补完了相关鉴定手续,又急忙往回赶。

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月亮开始在露头了。暴雨过后被烈日暴晒的山区道路高低不平。我想走快,高一脚、浅一脚,几次差点被绊倒。马上又是要到农村传统“鬼节”“七月半”了,心里总有些害怕。特别是走到一个叫“佛尔岩”的地方,是一处坟林,又刚埋了新坟,听说还是死于非命的。我还必须要从新坟前约两米处走过。走这一段路,我总觉得身后有声响,背脊上冷飕飕的,不自然地有些胆颤。我当时并不知道“俯仰无愧天地”这句话,只想起母亲常告诫我说的,人只要良心好,没有整人害人做亏心事,就永远不会怕鬼。一想到这,我心里又踏实了许多,壮着胆继续往家里赶。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还没出身社会,从来就没想过要怎么去整人害人的。

终于回到家了,天全黑了,大家还等着我吃饭。但我一身脏得不行,汗水几湿几干,衣服上下都是灰尘。我又壮着胆,一个人跑到本村堰塘里去迅速洗了一个澡。要知道,那个堰塘也是在不久前淹死了一个小孩子的,许多人白天都是不敢去的。

终于,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寄来了。然后是我的老父亲和姐夫一起挑粮到粮站去卖,办好我当年下半年的粮食手续。好不容易,再慢慢等待,其他人都开始上学近半个月了,渠县师范新生才开学。开学那天,是父亲帮助我拿着简单的行李,一同到学校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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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渠县县城房屋大多低矮而陈旧。清代以前、民国、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各式建筑都有。演戏的“大礼堂”、正街等处的部分老房屋已在开始在拆旧建新了。按通知书指定地点,来到渠城北大街和金家坡交界处的学校报到。首先看到的是学校门正上方的“四川渠县中等师范学校”几个红色繁体字,嵌在白色石灰墙壁上。一进校门,一眼便望见左侧老屋边上有一颗较大的老黄角树,后来才知道那下面就是我进校的教室。秋天开始了,但黄角树的枝叶依然苍翠繁茂。其他和我一样的报到新生也陆陆续续来了,行李各色各样,新面孔也很多。要知道从我们那一届起,为了解决中小学师资不足问题,中等师范学校扩招了,共招了四个班200人,并增加了女生比例。

校门内高音喇叭在循环地播放,是一台当时还比较稀奇的录音机在控制。一会是放歌曲,一会是致欢迎词。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几个较出众的男女生在协助搞接待服务,其中一个名叫李璐的女学姐美丽大方,大约十六七岁,如花盛开的样子,声音也很甜美。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致欢迎词中“金秋九月,气象更新!热烈欢迎八五届新同学报到入学!”这几句话语。

后来听老师们讲校史,当时的渠县师范校址是军阀杨森将县城的玉皇宫、禹王宫改建的渠县女中的旧址。渠县师范的前身是1905年渠县创办的一年制师范班,民国时期1913年开办的教授法传习所,1917年改办师范传习所,1925年渠县中学附设师范班。1946年设立渠县简易师范学校,1947年改为中等师范。建国后的渠县师范学校正式建于1950年,并迁建于县女中旧址正式建校门招生。1958年又迁建卷硐梨树寺。1961年停办后,次年与大竹县师范合并。1972年为了缓解教师不足局面,又先后在李渡中学和渠县中学附设师范班。1975年正式恢复渠县师范学校。1978年,将渠中、李渡中学师范班等全部合并,迁回原址,重建渠县师范学校。几废几建。到我们这一届进校时,才又迁回原址不到四年,但校门和门上的字还未毁。

学校建在靠近北大街的坡地上,落差很大,校内有很多的石梯。办公条件比较差,校舍很紧张的,也比较破旧,以老旧木穿斗房为主,间有一部分单层砖瓦房,还有一栋办公楼兼师生宿舍的四层砖混楼房。学生住大寝室,教师一般一人一间寝室兼备课批改作业的地方。好在上级支持学校,已在学校后坡上征了一块地,新教学楼已开始动工修建,新操场也开始发动学生在平整了。除进校门有一些石板地板外,大多是土地板,很少水泥地面。墙壁上有几处老式标语口号的遗迹记录着学校的沧桑。整个学校充满文化气息。全校开全了艺体课程,定期定任务办一些黑板报、书画专栏等。每班轮流主办,几乎每星期都有一场文艺演出。课间和节假日里,校园内总会飘荡着歌声或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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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后,我们这一个班的32名男生全部住在进校门一排砖瓦房左侧的一间大寝室里。室内十六张木床,分上下铺。男同学们从不认识到认识的速度是很快的,但经常在一起玩耍的还是认识得早的小圈子里的居多。由于家庭出生环境和未来理想不同,学习的态度也不同。反正未来是小学教师,有工作了,许多人松懈了。还有一部分胸怀理想的人还在象初中时代那样如饥似渴的学习。有挑灯夜战苦读的,有贪玩好耍的。爱书法、爱绘画等艺体学生已经有时间练习深造了。初入学时,寝室灭灯后,大家人多,七嘴八舌,聊到很晚,要等到最后一个想说的都说疲倦了才能安静地睡下去。那时年少单纯,同学之间整体比较融洽。还在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很多“诨名”。有一个姓邹的男同学新来不习惯,睡到半夜,突然连人带被盖从上铺摔到地上,头着地“咚”的一声,许多人突然惊醒但都没说话。后来这个同学慢慢爬起来,第二天早自习时他照常准时到,看不出有什么受伤的痕迹。邻床的几个同学都赞叹他是“铁脑壳”,而“铁脑壳”后来就成了他的代号。连附近的小学生有时也跑到我们教室门口来喊“铁脑壳”,很是搞笑。还有一个男同学说话始终吐词不清,和他亲近的几个同学常叫他“老母猪”。虽不太雅,但无恶意。久而久之,也成了他的代号。其他还有如“潘驼背”“幺台”“羊儿”“歌星”“孙二娘”等外号,相互之间很随便很融洽才能叫,那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特殊的记忆。

当时学生宿舍是分散的,全校女生总量还是较少,集中住在食堂下面右侧的旧木楼上。男生较多,就分三块,一块是在操场办公楼上面的几层男生宿舍里,一块是我们这群新生住在正校门内的一排砖瓦房内,还有住不下的又安排在食堂下面左侧的几间旧木房内。食堂是原玉皇宫的大殿改用的,兼做礼堂。土地板,没有桌凳,学生打饭后都站着或蹲着吃。只有极少数才到石栏杆或寝室里坐着吃。原放置玉皇大帝的神台改为讲台,兼做舞台。校内较大型的会议,演出等活动等都在这里举行。用水也是统一的几个水龙头,衣服也大多自己洗。一般晚上打一盆水放在寝室床下,供早上洗脸漱口急用。因此,寝室内始终很潮湿。学校也没有热水澡堂,只有在夏天可以洗冷水澡。一到冬天,学生大多是自我组织,到酒厂或果酒厂等处的锅炉房去洗热水澡的。

我们同校的师范生有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两个来源渠道。高中毕业生来读两年,初中毕业生来要读三年。因学生读两年三年的都有,以入学年称“某某级”易混淆,所以用毕业年称“某某届”便于区分。我所在的班级是“八五届四班”。由于教室不够,教学区也是分三大块的。我们八五届新生四个班坐的是以前女中用的老木排栅穿斗砖混房教室,高年级八四届两个班和八三届的两个高中生班坐的是学校办公楼外的单层砖瓦房教室。还差教室,八三届的另外两个初中生班还是租用的县民校的两间简陋砖瓦房教室。民校后来改为渠县师范附小,再后改为渠县三中了。师范校所有教室内的桌椅板凳都较为破旧和简陋,连厕所也是十分简单和拥挤的。但当时学校是能用上电的,寝室里用白炽灯,教室里用日光灯,按作息时间有人统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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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上课了,先是连续一两周的入学教育。学生自带凳子到食堂分班坐下集中听讲解。校长、教导主任、教师代表等连续给新生做动员。什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才是社会第一资源”“国家中小学特别是边远地区师资缺乏”等,有些我能听懂,有些我半懂不懂,也不好发问,只能坐着慢慢地熬。说实在的,考上师范真好,但我发自内心不怎么看好师范的,似乎觉得从此便毁了我一生的前程。读师范是冲出了“农门”,我既幸运,也很失落。但这和我的人生理想相差甚远了。我可能今生再也与读大学无缘了,我曾暗自神伤。我还想在读书的道路上走更远的。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太大。但天下不能心想事成者太多,又何止我一人。依我家当时的条件,就是让我去读高中也是没钱读的。好在后来国家学习制度放宽,可以在职或离职进修学习,我才又通过努力,补了这方面的一些课。但我对知识的追求,特别是一生对文学、音乐的钟爱,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的写作一直很平常,但长期坚持阅读和写日记,当时也写有一些诗文和其它文章。在师范二年级时,主持工作的王成奎校长爱生如子,发现了我的爱好,带我四处拜师,并多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再次鼓舞了我一生。

无论怎么说,三年的师范学校学习生活,我还是有所收获的。不仅认识了许多新同学和老师,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还得到了一些人生历练。也是在后来,我也逐步认识到教师这个职业的伟大,让我选择从事了这个职业和与之相关的职业。一生钟情于传承和传播文化,塑造灵魂。甚至有时觉得,哪怕我今生到最偏远的老少边穷地区去教好几个学生,让他们不再是文盲,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这一生也不算是虚度的。

国家当时还是比较注重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尽管当时财力有限,普遍收入都不高。一个教师或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几十元钱,但为每个读书的师范生每个月解决了二十元的生活费。这很不容易,让大多数困难家庭的学生能顺利读书。除了留有放寒暑假的路费每月二元和班费一元等外,每月实际到学生手中的伙食费有十五六元。从我们那一届开始,不再吃八人一桌的盆饭了,改为用饭菜票自己打饭吃。早餐以稀饭馒头为主,午餐晚餐菜的样数不多,常见菜多,吃什么打什么。一般荤菜三毛钱一份,素菜一毛。荤菜主要有肉丝、粉蒸肉、盐菜肉等。素菜分季节,主要有青菜、白菜、粉条、南瓜、冬瓜、藤藤菜、萝卜等。虽也节约着吃,但比我读初中时缺米少肉的生活要好得多。当时实行改革开放还不久,分田下户联产承包才正式开始,粮食计划供应还没取消。最让我们激动的是在第一学期结束时,学校按惯例组织了放假前的团圆饭,干瘦的老校长严愚和蔼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学校请大家吃一顿,米饭不限量,你们能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让我们很感动。再就是在入学的半期考试时,监考的罗成钦老师说,为了让大家考试期间改善伙食,学校厨房为大家早餐炸几天油条吃。要知道,这还是很不容易,当时的菜油还是在计划供应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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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师范校的学生不多,三个年级加起也就十个班,四五百人的样子。教职员工也只有三四十个人。接我们报到入学的班主任叫邹继鲁,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个不高,略有些发胖。但其学养很高,是我一生中最敬仰的老师之一。他不仅知识广博,不吸烟不酗酒,平易近人,批评教育人总是那样真诚和直爽的。他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是交朋友式的,而不是像看养动物式的管理。同样另一个班姓丁的男班主任,一个单身男人,虽然知识面广、课堂艺术也好,讲历史课从不看书本,津津乐道,让学生很受益。但其衬衣的领扣始终扣得严严实实,总是板起严厉的面孔,让人望而生畏,不敢亲近。他还象机器一样呆板地管学生,又常以制止早恋为名尾随女生,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而邹老师管理宽严有度,要求学生既守规矩,也有自由创造和发挥的空间。他的面容总是充满善意而和蔼可亲的。后来据人们讲,邹老师也是渠师五十年代的师范毕业生,学问很深。特别善于自学,文理皆修,知识全面,业务能力强。当时渠县很多的专本科函授进修班都邀请他去上专业课。他主要教我们化学课,也给我们讲文史,演说英语,教音乐等。特别是每天晚上的两节自习课开始时,他都要亲自到教室里来点名,辅导大家唱十多分钟的歌曲。他音乐造诣也深,不但自己用毛笔为大家抄歌词曲谱,还亲自弹风琴、拉二胡,边奏乐边教大家唱。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教师中多才多艺的典型之一,也激励我一生向这种人才方向发展。再后来也听说他一生坎坷,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吃的,小女儿饿得啼哭,在食堂看着冒气的馒头不走。他思想矛盾,还是让三岁女儿偷拿了一个馒头。从此被扣上“纵容子女偷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帽子,入党和提干都受到了影响。可惜在师范二年级时,邹老师得病了,后来得知是肝癌。但他很坚强,在第一次治疗后出院回校期间,几乎每天都还要弹琴唱歌。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办公楼为大家演唱当时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等歌曲,歌声依然嘹亮,感情至真。可惜后来邹老师的病情恶化了,在我们上师范三年级的上期,一个寒冷的冬天,他去世了。我们全班自发为他守灵、送葬。我也是第一次为一个长辈、一个良师逝去守夜通宵,并亲自送到火葬场的。当焚尸炉的闸门打开,邹老师的躯体缓缓融入熊熊烈火之中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大多泪如泉涌。三十多年过去了,邹老师的学养水平和人品魅力始终在我心目中闪耀着光辉。

当时的中等师范学校是为了缓解教师不足压力开设的,特别是要解决农村偏远山区学校教师不足问题,要求教师知识能力全面发展,能在多方面给学生进行启蒙和教育培养。要成为“多面手”、“杂货背篮”。有些地区学生人少年级跨度大,还要进行复式教学。不仅是文化知识要过硬,琴棋书画也要有一定基础。音体美这些在普通中小学不敢过多奢望的课程,在这里是作为专业课开设的。当时的中师教材还不齐备,除音乐、美术、文选、语文基础知识、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课本是专用的外。其它数理化、政治、历史、地理等教材等都全是借用高中生的,教师也有许多是高中学校调来的,这也让我一度失落的心有一点慰藉。教师的水平和能力也各异。由于中等师范再无升学压力,许多学生不再象以前那样用心学了,教师也不再象普通中学那样要求严了。数理化等高中课程还省掉一部分教。特别是有几次我在高中物理课中遇到不明白问题向授课老师追问请教时,他看我的眼光有点另类,让我以后再也不敢去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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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感激的还有一位音乐教师王福明,是我一生的恩师之一。他面容慈善,衣着朴素,但总是干净整洁的。他当时家庭负担很重,一个人要照顾一位老母亲和两个读小学的孩子,很苦累。但其始终对教育事业和学生倾注了满腔热血,特别是对有艺术潜力的学生用心培养浇灌,绝不想让其被埋没。我从小就爱好唱歌,通过老师的点拨,在初中时就能用竹笛演奏一些歌曲。师范报到的第一个晚上,班主任邹老师就叫每一个同学唱一首歌或显示一下其它才能。我就献歌一首,大家连连鼓掌称好。师范的第一期,学校组织开学文艺汇演,在每个班选拔文艺人才。我就被选上,并登台演唱了两首歌曲,还用笛子演奏了两首乐曲。王老师和班主任邹老师都几次夸我“两个管管”都好,一是笛子管管吹得好,二是嗓子喉咙管管唱得好。师范校其它课程都不分科的,但二年级时音乐和美术要分科,我选择了音乐。王福明老师对我特别钟爱,悉心教我识谱弹琴等。我若因病因事缺课,他会派人寻找和问候我的。他常夸我人聪明,音乐上特别有天赋,歌声有一定的磁性,乐感也特别强。我在音乐课程上的简谱五线谱视唱,乐理知识考试,器乐演奏,演唱等方面都走在前列。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都要学会一种乐器。我入学时也按学校要求带上了乐器,常吹的竹笛,在邻居家借了一把旧二胡。当时脚踏风琴较普遍,学校为每个班配了一架风琴,列表排出时间学生轮流练习。单音、音阶、音程、单手奏、双手齐奏、八度伴奏、和弦等,依次练习并增加难度。可人多琴少,每个学生要一到两天的课余才轮有半小时。但王老师单独有一架风琴,他特许我每周可以抽空去练习两次。他管的乐队还有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等乐器,我也可以选择练习。三年师范过后,我几乎可以简单地弄会所有的常见乐器了。不管是班级演出,还是学校的较大型文艺活动,几乎都有我登台表演的独唱节目等。入学第一期,学校组建合唱团,我就被选入。随后,我们参加了几届“渠江之春音乐会”,合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

学校每天下午只有两节课,放学时都还较早。当时,还没有网络,知识来源主要是靠课本和教师讲解,再就是看课外书籍。学校的图书馆还是有很多藏书的,但班级多,要两个星期才能轮到一个下午去借书还书。其它时候大多是几个人相约,办了一个免费的阅览证,到附近文庙内的图书阅览室去看免费的图书,窥探多彩的更大世界。学校还不定期要组织大家到“七一电影院”及其“露天电影场”看电影。我们搬新教学楼上课后,隔“露天电影场”不远,又居高临下,在上晚自习时,常能听到电影放映的部分声音和省车站喇叭的声音。学校还组织学生到“灯光球场”进行体操比赛、看篮球赛等。当时,全国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每年春季都要组织学生上街开展文明礼貌宣传和做好事活动。特别是正处于“八二八”严打过后,我们学校还几次组织学生到南门二中大操坝参加公审公判大会。

学习和成长相伴的师范三年,让我跨入了成人的行列,学校为我们集体举行了十八岁成人典礼。在实习见习、毕业考试结束,我们毕业分配后,各奔东西。后来国家取消中等师范,渠县中等师范合并到了职专,原校址校舍也划归县三中了。我还是常常到读书的师范校故地寻梦,那颗黄角树还在,曾坐过的新教学楼还在,其它几乎都变了。如今,时代变了,社会发展进步了。渠县师范校见证了渠县的一段历史,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也留下了几代人特殊的记忆。



END



来源 | 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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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渠县 爱上渠县网
发表于 2019-12-15 12:49:5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福建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渠县的教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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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5 14:54:25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年代记忆!那些年代的师范生都比较有出息
渠县网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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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5 16:10:4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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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5 19:30:5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美好的回忆,见证渠县师范校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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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06:13:5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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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06:23:1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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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09:16:3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不错,可惜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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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23:57:4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 来自四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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