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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女士,26岁,硕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本科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擅长英语口语和编程,国外类考试过托福100和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傅女士,24岁,普通话二甲、英语四级、日语N1,从事过多年少儿英语、少儿绘画、少儿主持培训工作,拥有高端家政师、高端母婴师、高级护理老师、高级整理收纳师证书。”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简历出众的求职信息,而她们的求职岗位是让人感觉不太需要高学历的家政服务。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求职者的平均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学历本科起步,精通两三门语言,手握各种证书,部分还有留学经历,各式各样的标签让人眼花缭乱。这不禁让网友感叹道,家政行业都已经那么“卷”了吗?记者近日对此展开了调查。北京某家政公司培训部经理王洋(化名)告诉记者,根据他10多年家政行业经历来看,本科以上学历和“90后”“00后”做家政服务的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能遇到,绝大多数为40岁至50岁。“一方面,这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有关,大家认为年轻、有学历的人不该去给人做保姆,即便真有年轻人来干,也经常因为种种原因干不下去。另一方面,年龄大的人往往生活经验较丰富,对家政方面比年轻人了解,不少雇主还点名要有过育儿经验或者年长的人来做家政服务。”王洋说。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网友对这些年轻、高学历保姆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88.6%来自农村,年龄结构偏大,“80后”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不到20%。同时,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流动性高、稳定性差,文化水平较低,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4.1%。2021年5月,一家政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布清华女毕业生求职保姆阿姨管家一事,引发热议。简历显示,该女生年龄29岁,清华大学毕业,曾做过家庭助理。后市场监管部门查明,该商业宣传中涉及的清华毕业生基本信息,包括人名、照片、薪酬、工作经历在内,均为虚构。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超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虚构求职者学历、照片等信息涉嫌虚假宣传。此外,对于被盗用个人照片的当事人来说,还可能侵犯其肖像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发布虚假信息的公司还是提供发布虚假信息的平台,都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可能包括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孙超认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广告监测制度,完善监测措施,及时发现和依法查处违法广告行为;消费者和其他组织等遇到虚假宣传时,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等进行举报,依法进行社会监督。记者在多个家政服务类App中,以“家教”“授课”“数学”“英语”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均未显示相关商户。但也有商户提供英语私教辅导,服务类型为四六级、考研、专升本、成人高考等。打电话询问对方后得知,除了成人外,他们还可以给中小学生补习外语,一个半小时收费300元至500元。辅导老师均毕业于外国语大学,如果有其他学科补习需求,也可以帮着介绍。据介绍,这些老师有的一直从事课外辅导,有的是学校的老师,在校外做兼职。王洋告诉记者,有些家政平台上的书法、钢琴、小提琴等课外兴趣辅导班,实际上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进行的仍是语、数、外等学科类课外辅导。记者与社交平台上提供家政服务的一些账号进行沟通,对方表示,可以按照记者要求提供年轻、高学历的人来进行“家政服务”。这些保姆的简历虽然没有网上宣传的那么“厉害”,但辅导孩子功课还是绰绰有余的。对方还表示,为了避免被封禁查处,他们都以“家政”“成长陪伴师”等对外宣传,但主要任务还是辅导孩子功课,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据咨询,这样的家政人员收费并不便宜,一个月价格大多为15000至25000元之间。孙超说,不可否认的是,家政从业人员中也有一部分是真正的高学历人才,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们中大多数是在“高学历家政阿姨”的头衔下,做着教辅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说,以“家政阿姨”等名义从事学科类课外辅导的家教活动不符合“双减”政策,是一种变相违规校外培训的形态,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增加了社会焦虑,需要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监管和查处。记者注意到,对于家教行业“野蛮生长”的问题,监管部门已经出手。2021年9月,为指导各地坚决查处学科类校外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应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孙超认为,现实中“私人家教”进行校外学科类培训,往往采取“一对一”“住家”等形式,以“高端家政”“家庭管家”等名义为掩护,极具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在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方式等方面都很难界定。“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依法治理,严肃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同时要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长效机制,让监管落地见效。教育部也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辨别机制,对于明显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旗帜鲜明严肃查处;落实属地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学科类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进行查处;强化监管执法,各地要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条块联动,压实责任。”孙超说。为从根源解决这种违规校外培训问题,周详认为,一方面应在我国家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法律框架下,充分调动并增加多元化教育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提升教学效果,将学生更多的校外时间留给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育人的局面。此外,需要从政府角度出台更多的规范性和政策性文件,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外培训活动的规范发展,严格遏制变相校外培训现象,提升教育执法的协同性、科学性。孙超说:“学生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才观,要认识到身心健康、能力兴趣等是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财富,从而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让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要加强师德培训,让教师担起‘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职责。要疏导学生的校外培训需求,尽快推动课后延时托管政策的落实。要尽可能地提供差异化的学习环境,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一方面要规范市场,对欺诈、虚假行为进行监管整治,比如针对培训机构转型的家教中介加强管理;另一方面,需从源头上减少培训需求,从这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才能真正达到效果。”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要想从源头解决校外违规培训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还是要对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多元评价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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