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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伟民经常在舒城县城关镇一带送外卖。中午12点前后，要是没有接单，刚好又在县政府附近，他就会来政府大院内的机关食堂吃个饭，有时还会带走一袋馒头，“5块钱10个，图卫生、省事、有嚼劲。”11月19日，他隔了好多天再来政府大院吃饭，发觉用餐的人“好像变多了”。排队群众告诉他，“舒城火了嘞”“这些拿手机拍的都是网红”。尚伟民感到稀奇，他问川观新闻记者，“咱这里一直就这样，你们稀奇个啥？”这也是舒城县很多人的问题，“政府大院为啥突然火了？”连日来，他们看见好几拨蜂拥而至的媒体、自媒体在政府大院里里外外直播，有的甚至能从早到晚待上一天，激情四射地和直播间的“老铁”们介绍政府大门“有人进去了”“又有车进去了”。在政府大院对面开店的林红（化名）看得入迷，“比起县政府，我觉得你们更稀奇。”自11月15日“掌上六安”发布短视频介绍舒城县政府大院“无门卡随便进”以来，这座位于安徽省中部的小城热闹了许多。“外人”的到来让一些舒城人意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平常。当一座“不稀奇”的政府大院变得“稀奇”，川观新闻探访发现，秩序管理、隐形壁垒，政府大院门开后，需要做好的事情还有很多。舒城县政府大院“随便进”火了，连日来每天都有人前来直播。熊晓雨 摄没人说得清楚，舒城县政府大院的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出租车司机储召荣是土生土长的舒城人，他告诉记者，自他有印象起，政府大院就随便进，“大概几十年我也不知道。”不只是他，在政府大院对面开店的林红、政府大院保安汤先生、县政府办工会主任张卫，全都讲不明白。作为县城“重地”，开放政府大院一般被认为是件大事。记者采访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没听说或不记得有过正式会议来讨论这件事，“自然而然就这么开了。”据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海峰回忆，“据说早在1958年县政府在现在地址上有办公楼的时候，群众就可以自由进出了。”他向记者介绍，20世纪90年代前，舒城县政府大院的大门只是“两根柱子加一扇铁门”，门口配个看门大爷。“大爷最多问一下来干什么，就放人进来了，跟现在没啥两样。”90年代后，舒城县政府新建大院大门并保留至今。“新大门修好后，好像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群众随意进出县政府大院）。”保持样貌不变的，还有政府大院东、西两边成片的平房砖楼。一些猜测认为，“房改”或许是促成政府大院“随便进”的原因之一。储召荣和李海峰都提到，政府大院内的平房是以前的单位分配房，“1993年实施房改后”，这些房子自由流通，租购房屋者必须进入政府大院才能回家。既然大门开了，院内开放的空间也会相继扩大，停车场就是个例子。张卫亲眼看着大院内停车区域越划越广。2008年他刚到政府大院工作时，舒城县“没多少私家车”。但到了2014年，私家车数量猛地增多，“现在更是几乎家家有车”。政府大院内的停车位也从办公大楼前增加到东西两侧路边、老办公楼前后等。“我们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停车，大院有地儿停，那就开放给大家嘛。”张卫说道。11月19日至20日，川观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舒城县政府大院大门随时敞开，目前院内公共卫生间、停车场、机关食堂均向群众开放。群众们会夸奖机关食堂卫生、便宜，但“大的好话都说不上”。一位外卖小哥接受采访时说，“反正我有需要就来大院，没需要就不来，这么多年我们都这样，（政府大院随便进）这个事情太普通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舒城县政府大院机关食堂对外开放，食堂内贴有早餐价目表。熊晓雨 摄政府大院“随便进”火了以后，舒城县人民政府还被频繁问起一件事：“群众都可以进来，政府办公秩序会不会受到影响？”舒城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万喜接受采访时表示，“大院开放不存在什么方不方便，大家都是人民群众。”经过两日探访，川观新闻记者发现，政府大院秩序基本正常。当地群众没有专程来政府大院停车、用餐、使用公共卫生间的习惯，受访群众表示“刚好在附近”，“有需要”才会来。机关食堂负责人曹经理介绍，他们平常每天中午要接待两三百人次用餐，“可能三分之一多是外来群众。”最近因为火了用餐人数有所增加，“都在餐厅能承受的范围内”。事实上，舒城县政府大院能“随便进”，办公大楼却不是。保安汤先生就在政府办公楼一楼值勤，负责外来人员登记。“看到不熟的脸孔，我肯定要问他来找谁，如果是使用一楼卫生间，我就给他指路，但想上楼找部门办事，他还是得来我这儿登记。”他向记者指认办公大楼门外右手边的一间小房子，“这就是信访群众的接待室，每天会有干部值班。”舒城县政府办公大楼外，设有来访群众接待室。熊晓雨 摄不过，“偶尔还是会有困扰”。“社会车辆过多时，还是会挤占我们自己工作人员的停车位。有时我们开车出去，回来就找不到位置停了。”张卫谈到，政府大院以前共有148个车位，现在已经新建完成60个，不久前他们划分了公务用车区，目前办公大楼后还在继续扩宽停车空间。但他强调，“这些都只是小问题”，群众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休息日时，社会车辆开进大院多一些，工作日或开会日，政府停车需求比较大时，会设立牌告知，群众就会自觉将车开出去。对政府办公秩序的担忧不仅发生在舒城。据报道，国内有少数城市曾经开放过政府大院，但在一段时间后又对开放时间进行限制，或者悄悄取消了开放措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谈及这一现象，“因为安保或者环境管理上的压力，对开放时间进一步规范的措施可行，并不是倒退。”一位在信访系统工作的基层干部也认为，拆除政府大院围墙的风险并不是来自围墙本身，而是当地群众工作现实状况，“社会矛盾越大，政府大院开放的群体风险就越大。”就全国而言，机关大院对外开放或者拆围墙，算不上新鲜事。川观新闻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已有不少城市的政府大院曾宣布适时对民众开放，且不只局限在县一级。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起，湖北黄石、湖南长沙、四川乐山、四川宜宾、四川雅安、河南洛阳孟津县（已改为孟津区）、浙江衢州、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河南信阳、湖北宜昌、河北正定、福建三明等多地就曾宣布大力实施“拆墙透绿”“让绿于民”“让路于民”等工作，将政府大院变成开放共享的公共场所。其中，2015年到2016年，湖南长沙市115家市级、县区以及街道的机关单位的围墙和围栏先后消失；2019年至2021年1月，衢州有233个“大院”的围墙已拆或正在拆，数量之多也曾在舆论场引发热议。舒城县一位退休干部聊到这次“舒城县又火了”时，称“我们群众就喜欢有亲和力、为民办实事的政府”。他表示，在舒城大家都觉得稀松平常，可网络上这么多人关注，就说明“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但网络上的声音并非一致肯定，也有人提出质疑，“开放政府大院就等于做好群众工作了吗？”如何破除大院里的“小院”，瓦解隐形壁垒，成了更多群众在意的话题。“当这件事还在不停上热搜，不就说明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做到常态化吗？”一位网民如此评论。尚伟民吃完午饭，提着一袋馒头走了，他赶着去送新的外卖订单。午餐用餐时间临近结束，政府大院机关食堂仍然有人举着手机前来拍照打卡。他看着这个“热闹”的景象，转头问记者，“政府开门好，我们这儿风气也淳朴。但政府好不好还得看能不能扛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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