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高大伦
▲ 项目组部分成员协商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处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遗址面积567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主要包括墓葬44座、水井11眼、灰坑331个、城墙2段、城门1处、房屋基址4座、沟37条、窑6座等，并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
▲ 城坝遗址全景
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一、经过5年的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各个区域的功能分区，即由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并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布局如此清晰、遗迹现象众多、保存如此完好、内涵如此丰富的汉晋时期遗址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也较为少见。
▲ 墓葬区木椁墓分布情况
二、郭家台城址处于城坝遗址的东北部的三级阶地上，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约260米，东西最宽处约24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城址由壕沟、城墙、城门、大型建筑、街道、车辙、窖穴、灰坑等部分组成。
▲ 郭家台城址
1.城壕：处于城墙外，平面呈倒梯形，宽约10米，深约3米，壕内上部填有包含大量瓦片的黑灰色土，土质较疏松，下部为一层淤泥。
2.城墙：城墙完整闭合，其墙体残宽约4-18米，部分城墙暴露于地表，残高约1米。城墙两次夯筑痕迹明显，早期城墙采用版筑技术，夯层厚度0.1-0.2米，部分区域夯窝明显。晚期城墙系在早期城墙的外侧堆筑包含有大量瓦片、石块的灰黑土。
3.城门：目前仅发现西城门，位于城址的西南部，整体呈长方形。城门经过三次修筑，痕迹明显。早期城门破坏严重，仅存门槛石。中期城门结构为木构排叉柱，长约17、宽约4米。入口处残存有门槛石和石门砧。晚期城门叠压于中期城门之上，其构筑方式为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东西长13.5、南北宽4、残高1.6米。
▲ 西城门
▲ 木构排叉柱砖砌门洞局部
4.街道：与城门相接。已揭露的街道长约37、宽10-12米。街道中部发现三道车辙印，宽0.15-0.35米，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4米。
▲ 城内建筑及街道
5.建筑基址：位于街道的左、右两侧，均系用条石围砌做基础。其中南侧建筑基址（编号为F3）为一长约30、宽约8.5米的长方形大型建筑基址。北侧的建筑同样属于高台建筑（编号为F4），已揭露部分平面呈长方形，暴露部分长24、宽10米，其东、南两侧可见3层条石围砌的基础，平面上分布着等距的柱础。城坝遗址内石材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在汉晋城址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在中国城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遗址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竹木器，尤以大量的竹木简牍为代表。从出土遗物推断，该津关从西汉中晚期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且各个时期的构筑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该遗存的发现对于了解汉晋帝国的水路关口具有重要意义。
▲ 津 关
▲ 津关区局部
▲ 签牌2018SQCⅠH319⑤：70
▲ 签牌（2018SQCⅢT3⑧：71）
▲ 签牌（2018SQCⅢT3⑧：28）
▲ 式盘2018SQCⅢT3⑧：82
▲ 签牌（2018SQCⅢT6⑨：39）
四、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文物，这些发现不仅对于遗址内涵、分期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地汉晋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的出土。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就是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宕渠郡县所在， 150余枚竹木简牍为我们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材料。
▲ T1内木牍出土情况
▲ 木牍（2018SQCⅢT6⑨：70）
▲ 宕渠文字瓦当H155：1
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期存在政治军事上的交接攻伐，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被纳入国家政治框架内，逐渐接受汉文化，早期巴文化传统消亡嬗变，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从目前遗址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
▲ 勘探工作照
▲ M40木案
▲ 提取M29木椁盖板
▲ 城门遗迹上部清理
窥视卡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