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郑六秋
在享有“中国汉阙之乡”称誉的古宕渠县今四川渠县城内有一座文庙，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代。其占地和建筑面积也不大，却在国内外声名远播、魅力独具。
渠县文庙位于渠县城内石子岗山南侧，整座建筑坐北朝南、依山取势，匠心独具地构建了三进四合院院落式框架结构。以中国传统常见的中曲轴线对称布局手法，依次顺地形走向，巧妙合理地布置了正门照墙、圣域坊、贤关坊、泮池、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东西庑、启圣殿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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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文庙闻名遐迩的最大特色就是具有“三绝”
一绝正门、二绝牌坊、三绝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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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正门。走近渠县文庙正南面，没有正大门，只有一扇朱红甬壁，古称殿顶一字式照壁，砖砌体结构，红砖黄瓦、壁体通红，高9.06米，长10.30米，厚1.47米。其威严让靠近的人肃然起敬。墙身正面和背面上部都镌刻书写有“宫墙万仞”4个镏金大字。正面稍大4字为清康熙皇帝御书字迹，背面稍小4字为渠县清朝文人金宝田手书。据传，在封建科举时代，乡人要中了状元，衣锦还乡祭孔，方能从正面墙中开门入内，或搭云梯从墙顶越过。在文庙正面照壁建成后的数百年里，渠县一直没有考出个殿试状元，所以至今仍没能开正大门，只开有左右对称的两个侧门供人进出，还有两扇被镂空的花窗作装饰。这在全球所有的文庙中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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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牌坊。进门走过文庙前部的圣域坊、贤关坊、泮池等建筑后，会一眼看见文庙正中第二个阶次前有一扇巨大的石牌坊，上刻“棂星门”3字，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蜀中第一门”棂星门。这座石牌坊规模和气势都在国内罕见，不仅大多是整石连雕，它比山东曲阜孔庙棂星门还要高近一米，且雕刻更复杂、精美。被专家学者等称为“蜀中第一门”、 “蜀中第一石牌坊”。此牌坊建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为五间六柱式石牌坊建筑，面宽14.57米，高11.30米，厚度0.85米。坊除柱身及石枋没有雕刻外，其余地方均有雕刻，并多运用镂空透雕。其内容有二龙戏珠、双凤朝阳、仙鹤穿云、五蝙归真、鱼跃龙门等。雕刻精湛、气势雄伟。据许多专家说，就其规模和气势称之为“华夏第一门”、 “华夏文庙第一石牌坊”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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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仰角。天下依山而建的建筑太多，本算不上什么特色。但在短距离内，仰角大、梯次多、坡度陡，这也是渠县文庙的一大特点。渠县文庙从南到北近百米的距离内逐级向上有12个阶次147步阶梯。从南面正门口临街面到最高建筑大成殿屋顶，依次增加高度，地势海拔垂直落差达27米，加上建筑物垂直落差达42米，形成了一个近35度的仰角。逐级向上，给人以虔诚膜拜、敬畏圣贤的威严感；登上高处俯视，又给人以胜景全收、心旷神怡的感觉。整座建筑依山取势，雄伟壮丽、极具特色。
天下某些建筑或具其某一相同特色，但同时具备这几样特色的并不多见。
渠县文庙顺次还有圣域、贤关坊建筑，位于照墙两侧，大小、结构相同，与照墙之间以墙身有透雕花窗的矮墙相连。面阔一间，两柱六檩，宽4.9米，高4.85米。穿斗式梁架结构，硬山墙上顶，筒瓦屋面，小式元宝正脊，垂脊上饰花瓦。
泮池，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平面半月形，弦长21.7米，弓高12.9米，池上架设三座三孔石桥。中桥桥头两端分别浮雕正面四爪坐龙和升龙。池帮为石砌，池周及桥两侧均设望柱、栏板。栏板上雕刻内容有文房四宝、花鸟虫鱼、祥云灵兽等。
戟门，高5.2米，宽10.5米。原毁，近年进行了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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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为文庙主殿，系两重檐硬山式琉璃瓦屋面建筑。共五间面宽20.45米，进深五间13.05米，通高15.65米，为穿斗、抬梁式混合结构。大门上方正中有一巨大匾额，上书“万世师表”4字。右有雍正御书“生民未有”、“圣协时中”；左有乾隆御书“与天地参”、“圣神天雄”共16字。殿内六根楠木柱，每柱周长1.51米，立于0.6米高石础上，镌书有不同风格楹联。殿内正中供奉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塑像和牌位，左右有腾云驾雾的雕龙护卫。庄严肃穆、极其威严。明间抬梁枋施藻井，山面封火墙高出大殿屋面。殿前单墀，现称月台，高3米，雕刻有丹凤朝阳、文房四宝及各种戏文等，形象生动、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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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东、西庑，建筑结构相同，为带前廊的硬山式建筑。面宽五间15.99米，进深两间4.47米，廊深1.56米，通进深6.03米。
崇圣祠，文庙建筑群中的最后一座建筑，为带前廊的硬山式建筑。三间共宽11.87米，进深两间，廊深1.7米，通进深11.08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崇圣祠曾作为民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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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文庙南北长143.04米，宽32-39米，占地5711平方米，整体建筑平面呈矩形，由清一色的青砂石铺成地板，砌成阶梯和栏杆，建筑色彩为皇家御赐黄红主色调。建筑群呈宏伟壮观的阶梯状空间序列，红砖黄瓦、挑角飞檐，厢庑亭阁浑然一体，高峨庄严、气势雄伟。是国内保存较完好的祭祀孔子的庙宇之一。
渠县文庙始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5）年间，其位置在现址附近，只初具规模。其后朝代更替，又几次搬迁、几毁几建。南宋末年、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等多次被毁。特别是元末战火中建筑设施及物品几乎全部烧光。清康熙二年（1663年）又在原址重新修建，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又相继修茸完善，至道光元年（1821年）秋季竣工，历时一百五十八年成现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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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又称孔庙、圣庙，有的还称圣学堂。是为祭奠儒家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尊崇文化而修，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发展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最早的山东曲阜孔庙修建于公元前478年（春秋鲁哀公年间），已近二千五百年历史。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尊孔祭孔、修建孔庙等就更为盛行。尊孔礼俗千年不衰，到清朝中晚期后全国几乎是县以上的地方都修有规模不等的文庙，最多时近两千座。而今全国保存完好的已不到百座。较典型的还有山东曲阜孔庙、河南郑州文庙、北京孔庙、山西平遥文庙、河北定州文庙、哈尔滨文庙、广州德庆孔庙、四川德阳文庙、福州孔庙等，这些庙内几乎都设有孔子塑像和牌位。如今，全球许多国家都建有孔子学院，也立有孔子塑像和牌位，有的还设有祭孔殿堂。既传播东方汉语言文化，也体现对东方文明的敬重。
每瞻仰和拜见一次文庙，我都会浮想联翩的。
瞻仰文庙，我想到了文明。在茫茫宇宙中各类星体数以万亿计，地球是目前唯一发现有文明的智慧星球，人类进化史就是一部地球文明发展史。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玛雅文明等都是人类告别蒙昧、远离歃血饮腥，迈向进步文明的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明发展很漫长，各种文明可以包容互补，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断言是可以代替一切的，功过得失也许只有到了地老天荒才可以评判。而中华文明却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间断过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中更加光辉璀璨。但中华文明要承担起引领世界文明、推动全人类发展进步却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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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仰文庙，我想到了文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但文字的出现却把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世界东西方文化各有特色，文字也不例外。东方文字大多以表意为主，西方文字大多以表音为主。以汉字为主体的东方文字音形意兼备，博大精深、表达细腻丰富，是其它文字无法企及的。其它一些东方文字产生大多晚于汉语言，它们也都或多或少留有一些汉字的痕迹。在文化中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化更加绚烂多彩，成为了世界文化中最闪光的奇葩。而自汉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就几乎从来没有被动摇过。修孔庙、文庙，尊孔、祭孔等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瞻仰文庙，我想到了文人。文字出现后才有把文化人称着“文人”的出现，而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中“文人”又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名字和话题。社会文明进程中是需要有大量文化人涌现的，智慧超群、出类拔萃、能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人更是人民的期盼和仰慕。但社会发展进步是人类共同的活动，不仅仅是几个文化人就能完成的事业。政治经济文化并举、文武兼容、民众参与才是治国理政、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一部分文化人可以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一些时代里，许多文化人又会受到迫害和打击。“焚书坑儒”、“文字狱”、“老九”的历史会永远抹不掉。所以，在有了“文人”的历史上，既有“文人”的造诣与辉煌，也才有了“文人”的落魄与失意。
孔子是儒家文化思想的代表者，后来演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化身。儒家思想的核心对统治阶级提倡“仁政”，社会交往提倡“礼、信”。特别是在教育教学上孔子见解成体系，他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因材施教”等在今天都有积极意义。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代，以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我们多年坚持的文艺发展方针。以《四书》、《五经》为基本内容的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学说。先秦文化的灿烂，开创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与不屈。在《诗经》里我们已能感受到读书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愤懑。春秋孔子厄而作《春秋》，战国屈原放逐著《离骚》、身投汨罗；西汉司马迁受宫刑而完成千古史家绝唱《史记》；清曹雪芹穷困潦倒、批阅十载，始成千古巨著《红楼梦》。做文化人的辛酸与艰难可见一斑。
文人的幸运在于，尊崇文化的历史已很久远了，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称道，文化也从贵族走向大众。文人和文字早已普遍受到尊重，且文字已越来越不是文化人谋生的唯一依靠。今天的知识深度、广度和传播方式远超过去。再也不用甲骨、竹简、木牍记事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种风尚，但这条历史的道路并不顺畅。当今世界，文化还逐渐成为社会综合国力竞争的软实力之一，文化承载之重已更不敢忽视。在社会发展中，从政、从武、从商、为人都是要有一定文化为底衬的。有些成功的从政、从商者似乎没有多少文化，但其后天的文化学习和能力培养也许没被明显发现。缺文的成功往往带有局限性，甚至只是昙花一现。皇帝昏庸、武夫鲁莽、庸商惨败的故事历史上已不少见。欠缺文化修养、没有层次在人际交往中也常缺少市场。
文人的悲哀在于，常爱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看待社会。许多文人爱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作品，以勾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这让人类的期望值总在一个新台阶上，追求总高于现实。而真实的社会生活总是现实的，有时不在乎或不怎么在乎几个读书人的呐喊和呻吟的，这就造成了文人的痛苦与失落。“史家不幸诗家幸”，纵观世界文化史，许多有建树的文化人的道路都是充满辛酸和坎坷的。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也不仅是几个文化人就就能完成的事业。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唐朝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都凸显了文人的傲骨与蔑视权贵，也表现出相当多的“文人”在权力和制度面前的无奈。还有部分“文人”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现表达权与话语权，有的还自恃清高、目中无人，以为读过几本书就是文人，就看透了世界；有的“文人相轻”，仿佛“举世皆浊、惟我独清”，甚至“唯我独高”。“清醒”、“清高”得有些渺茫，与现实和社会发展要求都脱离甚远。
文化人的理想和追求应有正确的定位，土地和人民是文化的根基，不能在真空里面创造文化。文化素养和文艺细胞也并不代表绝对的成功与高贵，文化的运用应因时因地而异。政治家和那些被迫走到“政治家”位置上的人书生气太浓未必就是好事，书画超群的宋徽宗、词赋叫绝的南唐后主不都成了亡国之君。“纸上谈兵”的赵括未必就是好将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世界的精神支柱，是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学会尊重和敬仰文化，才会变得更加强大；文人要充满社会责任感，厚德善学、加强修炼，才会变得更加厚重。尊孔祭孔只是人们尊崇文化的一种形式，精神家园的富有和物质生活的富足都离不开文化这个核心。只有以传统血脉为依托，用发展思维看待文化，用包容胸襟对待世界，文化发展才会更加丰富全面，尊孔祭孔的精神传承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注：文章属作者原创，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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